梁启超主编的《新小说》月刊在日本横滨创刊,翌年改在上海发行。

标题:梁启超主编的《新小说》月刊在日本横滨创刊,翌年改在上海发行。
时间:1902年11月

1902年11月14日,梁启超主编的《新小说》月刊在日本横滨创刊,翌年改在上海发行。该刊为文学刊物,以发表小说为主,兼及诗歌、戏曲、笔记和文艺理论等。倡导“小说之革新”。用新小说来促进新道德、新政治、新风俗、新文艺等。发表的作品大都同当时时局和社会有关。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。该刊发的小说类型有历史小说、政治小说、哲理小说、侦探小说等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即由此刊首载。提倡白话文写作,主张小说界革命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。与《绣像小说》、《月月小说》、《小说林》并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,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的其他三种,都是在《新小说》的影响下创刊的。《新小说》为中国近代文学培养了第一批文学活动家、作家和读者,开拓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局面,几乎可以在文学史上把1902至1911年称为“新小说”时期。该刊物第二年由横滨迁至上海,原来因为变法失败东渡的杂志同人因时局有所缓和,也陆续回国,从而对国内文坛产生直接影响。其主编、主笔与作者均和《新小说》有直接或间接的人事关联。更为重要的是,梁启超在《新小说》上发表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中所阐述的“欲新一国之民,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”的观点,被普遍认可,其他人的观点无出其藩篱。当时最著名的小说理论家,狄平子、天缪生(王无生)、徐念慈、吴趼人、李伯元等,都对梁的观点做过发挥和补充。再次,从第一年第七号开始至第二年第十二号止刊载的“小说丛话”,第一次用新型小说理论去评价古典小说,努力开掘传统文学资源,也是值得注意的。当然,《新小说》的最大意义还在于构建“中国文学”。1902年《新民丛报》第14号为“中国唯一之文学报”《新小说》刊登广告,正是这则不太起眼的广告,首先打出了“中国文学”的旗号。广告中的第二则条例为:“本报所登载各篇,译著各半,但一切精心结撰,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。”文学为国家想象提供丰富的符号,反映民族国家的精神,意味着文学与一个有着地域边界的国家联系起来。中国面对众多国家,在他者面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,同样,文学面对众多国家的文学时,也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文学——“中国文学”。1903至1905年间,清政府对《新小说》进行了多次查禁,主要原因是害怕《新小说》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,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“康党”的政治斗争因素。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《新小说》的流通渠道、禁令形同空文,而由于《新小说》适合时世的内容形式,清政府查禁《新小说》之效果又如抱薪救火、适得其反,反而扩大了《新小说》的传播和影响。清政府查禁《新小说》的一系列活动一定程度上为《新小说》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。该刊停刊时间未详,学术界一般认为约于1906年元月终刊。共出24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