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徐家汇土山湾画馆为标志,油画在上海粗具规模,从学习欧州模式至20世纪50年代全盘苏化,是中国油画发展基本走向。

标题:以徐家汇土山湾画馆为标志,油画在上海粗具规模,从学习欧州模式至20世纪50年代全盘苏化,是中国油画发展基本走向。
时间:1860年代
清末,上海作为重要商埠口岸,随贸易的流通,西洋画传入。1860年代,以徐家汇天主堂创办的土山湾孤儿院附属美术工场图画间(即“土山湾画馆”)为标志,油画在上海粗具规模。土山湾画馆初始任务为摹画圣像,以师徒传授的方式,描摩临本,分为铅笔、水彩、油画等,其中尤为注重油画,摹绘各种油画圣像,欧洲油画名作,作品出售,售价昂贵,曾得南洋劝业会颁发的奖牌、奖状达19件之多。土山湾画馆历时50余载,几经演变,培养大批中国早期的西洋美术人才,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美术家,如徐咏青、周湘、丁悚、张充仁、徐宝庆等先后在此学习。从现存的“土山湾画馆稿本”,可以推知当时素描、解剖和透视的技术规范已经形成,而成为该馆西画传授的基础。从清末该馆刊印的绘画教材可以见到,包括油画在内的西画形式,写实性的完整技术体系已初具规模,并得以传授和推广,这在中国尚属首次。土山湾画馆由此构成上海在中国油画史上一个独特的美术史现象。 近代上海油画的成因和发展,还与道光二十年之后的开埠通商和租界设立有关,移民化和租界化的社会整合,构成近代独特“华洋杂居”的东方生活模式,并由此形成上海“西化”的社会文化氛围。清同治末年,上海出现一批外资洋行,如“别发”、“普罗华”、“伊文思”,其中除出售“WINSON”、“NEWTON”、“REEVES”等品牌的进口水彩和油画颜料外,还出售西画印刷品和有关美术书籍,还有画笔、调色板、画布、纸张等画材工具供应。在沪外籍画家及其学徒,包括土山湾画馆出身的一批西画人才,构成上海近代早期西画制作的队伍。以油画为主的西洋绘画,在上海得以传播和推广,也依赖于上海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。作为商品广告和年历实用性相结合的“月份牌画”的大量出版发行,就是依赖于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。 随戊戌变法和新政设施,清末上海的崇尚新学已蔚然成风,对西洋绘画的引进和传播已成为自觉行动,从以前的技术形态逐渐转化为文化形态,一批有志于西洋绘画探索的青年,出国留学和考察西洋美术,借鉴西洋的美术教育方法和模式,在沪上兴办新美术教育,由此在上海形成了“洋画运动”。20世纪初,上海城东女子学校创办人、校长杨白民曾留学日本,热心提倡艺术教育,该校设文艺科,注重图画、音乐、手工、文学等,后又专门设立图画专修科。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李叔同曾在上海城东女校执教西洋画。曾从日本和西欧考察美术回国的周湘,创立“中西图画函授学校”、“上海油画院”、“背景传习”,学生有王师子、杨清馨、张眉荪、乌始光、陈抱一、汪亚尘、徐悲鸿、丁健行等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刘海粟联合张聿光、乌始光、汪亚尘、丁悚等人,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综合性美术学校“上海美术院”(后改名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”),采用正规的西洋美术教学法培养人才。此后,多批出国留学专攻西洋美术的留学生相继回国,聚集到中西文化交汇已成风气的上海,进一步兴办西洋美术教育,创办西洋美术社团,接踵出现有中华美术专门学校、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、上海艺术大学、立达学园、中华艺术大学、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美术院校,及天马会、晨光美术会、白鹅画会、艺苑绘画研究所等西洋美术社团,美术新人不断涌现,美术展览频繁,评论活跃,造就了一批著名西画家,构成了繁盛的西画格局,使上海成为中国洋画运动的策源中心。 1929年春,第一届全国美展在现上海南市新普育堂旧址展出,在展会中,最具社会效应的是在其间的《美展》特刊上,徐悲鸿和徐志摩展开了著名的“二徐论争”,油画风格应“重写实”还是“重表现”,使上海的西画活动从原有的“写生”阶段,开始有了创作风格的争鸣和学术研究的深化。是年8月,上海出现二“艺”之展,又于画坛掀起一个高潮。一“艺”是以王济远、潘玉良为代表的“艺苑绘画研究所”,另一“艺”则是以林风眠、吴大羽为代表的杭州国立艺专“艺术运动社”,这是两个重要的画家群体,虽风尚有别,但都有诚挚进取的宗旨。法国派和日本派给上海油画带来了多元的面目,然二派的本源终归于欧洲的巴黎,因为即便日本派的祖师,也是早先留法的日本名家。从早年的写生之争,到现时的风格之别,“洋画运动”走向成熟。 1937年上海在日军包围中成为“孤岛”。大量人才外流和内迁。国土沦丧的民族危机,唤起了艺术家良知和激情;当时新兴的木刻版画和漫画,成为画坛主角,而油画虽呈弱势,但也加入革命文化的行列,现实主义的教化功能获得空前强化。司徒乔的油画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曾经在当时的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“灾情画展”中,唤起同胞强烈共鸣。大新公司画厅举办的“五人油画展”,可谓难得一见油画专业展览,陈抱一、周碧初、朱屺瞻、宋钟元、钱鼎,由此被后人评为“孤岛”时期上海油画代表性的“留守画家”。“孤岛”效应,使上海画坛在20世纪40年代,逐渐失去多元繁盛的格局和现代探索的锐力,却又造就大批中、西兼能的画家,他们选择文人画的传统,作为自己生存的土壤。上海油画在历经百年历程之时,发生了微妙的历史变向。 1949年5月迎接上海解放,由上海美专学生绘制的毛泽东、朱德画像,悬挂于市中心区的大世界游乐场高楼正面,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。接着,7月6日上海举行“纪念‘七七’,庆祝解放,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”,美协筹备会组织绘制100多幅巨型领袖像,还组织了有40多人参加的速写队,随游行队伍速写,画稿经整理后陆续于上海各报发表。1952年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之下,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,使上海的油画骨干力量又相继分散。经文化部任命,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职。颜文樑调任中央美术学校华东分院(原杭州艺专)副院长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画坛的重要人物,依然是三四十年代的代表画家。1950年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,又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。由此引起的50~60年代间,中国画坛出现的“全盘苏化”的倾向,其包括绘画活动的美学潮流、创作方法和美术教育,趋势之大,左右了中国油画的发展走向。